一、中国佛教的社会福利观念
 
1．慈悲心
 
一般称基督教为爱的宗教，而称佛教为慈悲的宗教。佛教确实是慈悲的宗教。净土宗的圣典《无量寿经》里有这么一句话，叫做“佛心者大慈悲是”。
 
慈悲一般作“怜爱”、“怜悯”、“同情”等解。慈和悲原本分开来解，《大智度论》卷二十七说：“大慈与一切众生乐，大悲拔一切众生苦。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，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。”这里的慈有与乐，悲有除苦的意思。佛视一切众生为其子，解除人生苦恼，给予人生幸福，这就是佛的慈悲心。
 
南本《涅槃经》卷十四、昙鸾的《净土论注》卷下，有把慈解作拔苦、悲解作与乐的说法，与上述龙树之说相反。我们把慈和悲作同一意思来解，可说慈悲即怜悯。如果用其他的表现方法来说，慈悲也可叫做爱的纯粹化。把它比做母亲对子女的爱也未尝不可。依佛教来说，佛同众生的关系犹如“母与子”的关系。佛不是父亲，而是慈悲的母亲。
 
但是佛教的这种慈悲，不单在于人间，它也被及一切有生之物，大者至于禽兽，小者及于显微镜里也看不见的微生物。这种慈悲甚至涉及无情草木，所谓“草木国土，悉皆成佛”。对相信有木之精、花之精的人来说，这是很自然的。
　　
佛的这种慈悲精神贯穿其全部教义，成为佛教徒投身社会福利事业的理论基础。在印度，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，慈悲精神更为发扬。大乘佛教在中国佛教中开花结果。菩萨是大乘佛教的修行者，社会实践者。救助一切有情的努力精进者即为菩萨。
 
一般认为菩萨是大乘的，但菩萨不仅是在大乘，释尊前世修行阶段即被称为菩萨。释尊于此世得道成佛，并不只是六年的修行，而是远在过去生中已作各种修行，累修功德，方得今日之正觉，这就是释尊生前故事即《本生谭》。他在修行阶段即名为菩萨。修行得道的菩萨，亦名为求道者。小乘中也有叫做菩萨的利他行。以利他行为本愿的菩萨，在大乘佛教中才得以完备。
 
菩萨的利他行是慈悲行。佛的慈悲实即菩萨的慈悲，因为菩萨是佛的代行者。菩萨对一切众生伸出慈爱之手，解苦恼者之忧，施贫困者所需，与患病者以药。
 
而这种慈悲，不仅施与人类也被及禽兽鱼贝虫蚁，这一点与作为东洋思想根底的儒教、或民间信仰的道教有不同之处，也是佛教与基督教的不同之处。可以说佛教独有的特征，就是慈悲。爱护动物也即出于这种广大的慈悲心。 　
　
这种慈悲，一方面是布施行为，另一方面是不杀生。不杀生思想发展为救助，便成放生思想，这方面有叫做放生会的行事，以及放生池的设置等。《法苑珠林》卷六十四、六十五里有《渔猎篇》、《慈悲篇》、《放生篇》、《救厄篇》，卷九十三里有《酒肉篇》。内容都是根据慈悲精神禁止取鱼贝、杀鸟兽，规劝施行放生等。这种不杀生的思想后来即发展为禁绝肉食、奉行素食主义的在家佛教徒组织如居士林等。 　　
 
中国佛教的著作，大多以慈悲为出发点，用社会福利为指导思想，引用经典，示以例证，规劝世人重视社会福利事业。
　　
2．布施之心
 
布施为梵语“檀那”义译。《大乘义章》卷十一说：“言布施者，以己财事分布与他，名之为布；辍己惠人目之为施。”即从慈悲心出发惠人以财，普施他物的意思。 　
 
佛教的布施是菩萨行中最重要的行为。菩萨行有六波罗蜜，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六种，布施数其第一。布施行是菩萨成佛的最重要的实践。这种布施的极端就是舍身，《本生谭》中所说投身饿虎、施身闻偈等故事，在法隆寺玉虫厨子中都有所描绘。
 　　
这种布施的目的，如北凉昙无谶译《优婆塞戒经》卷五说，行智人之施，为怜愍，为他人得安乐，他人生布施之心，以断诸种烦恼，入于涅槃，断尽有漏。此种布施，绝非为求报酬。如果施财而求所报，这就不是真正的布施，而是假布施。真正的菩萨行的布施，是不求所报的布施，此谓布施波罗蜜，以与求所报的假名菩萨布施相区别。假名菩萨布施亦即凡夫布施。《优婆塞戒经》卷五说：“智人行施，不为报恩，不为求事，不为护惜悭贪之人，不为生天人中受乐，不为善名流布于外。不为畏怖三恶道苦，不为他求，不为胜他，不为失财，不以多有，不为不用，不为家法，不为亲近。”说明真布施是只为他人安乐，完全出于自己的怜悯心、慈悲心。 　　
 
同经卷四《六波罗蜜品》又说：“施时不求内外果报，不观福田及非福田，施一切财，心不吝惜，不择时节。”如果带着对贫困者福田布施就有功德的想法，而行布施，那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布施。真正的布施，是空掉对布施者、受布施者、施物这三者的执着，做到“三轮体空”，则能成就其布施之行。忘记自己，忘记施物，忘记受者，这就是真正的布施；期待功德，期待报酬，这就是假名菩萨，凡夫的布施。 　　
 
同书卷四分施主为上、中、下三种类型，下者为求得现报之施，中者为求得后报之施，上者为怜悯之施。 　
　
布施通常也别为财施与法施。财施者一般指在家人，法施者一般指出家人。此外尚有各种布施，如三施、七施、十施，以及无财的七施等。这些布施都是以直接的社会福利事业为指导观念的。　
　
3．福田思想 　　
 
所谓福田即福之田，指能生长幸福的地方，由此而称佛为福田。为什么佛即幸福的田地呢？因为，如果对佛布施，由此布施功德，即能积聚功德，成就佛果。这正如春天撤种于地，至秋后收获一样，布施物即种子，田地即佛，因此，称佛为幸福之地--福田。 　
　
这种思想不断发展，不仅视佛为福田，佛法僧三宝亦称福田，父母、师长亦称福田，对这些福田进行布施，有莫大功德。福田的种类，由敬田、悲田而发展为苦田、恩田、贫穷田、功德田等；从二福田发展为三福田、四福田、七福田、八福田。经典中也有叫做《福田经》的，热烈宣扬福田思想，鼓励人们实践布施。
 
行布施的福田，最初由佛福田到佛法僧三宝福田，而后从父母师长到贫困者、孤独者，最后甚至及于畜生，都叫做福田。也有区分敬田为三宝，恩田为父母师长，悲田为贫穷者，苦田、趣田为畜生的。因此有人认为，对悲田、苦田的贫穷者、贫病者、畜生的布施，比起对敬田布施，具有更大的功德。
　　
福田一般只分为敬田和悲田。悲田是从慈悲之田的意思而来，包含一切贫困者，也包含畜生。对悲田进行布施供养和救护，其功德最大。《像法决疑经》说：“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，欲令出家在家人，修慈悲心，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。我诸弟子不解我意，专施敬田不施悲田。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，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。此二种田悲田最胜。”此经认为对贫穷者、畜生，以及蚁子进行救济，为最胜功德。这种悲田思想本身就是社会福利的根本指导思想之一。 　
　
这里必须认识到的是，这种福田思想，尽管有从利己的目的出发，希望能有相反给与，但仍是布施的思想。取名为幸福的田地，福田，即已有这种意思在内。但社会福利事业如果期待相反给与，并以此为目的，就不是真正的社会福利事业。佛教中的福田并非如此。出于慈悲心的布施，绝非以报酬为目的，这已在布施一节中叙述了。 　
　
《优婆塞戒经》卷四说，若行施于福田，所生欢喜心。施于贫穷为坏苦恼。施时不求世之果报，（乃至）施不观福田非福田。这是说，有福田就作布施，没有福田不作布施，这种企求报偿的布施，不是真布施，不是布施波罗蜜。 　　
 
福田不是为求果报，不是为求果报而布施。真正的出于慈悲心的布施，是自然而然而得果报的福田。同书卷五说；“若能如是行布施者，报逐是人如犊随母。若求果施，市易无异。”不求果报，不管福田还是非福田，只是出于怜悯心对贫穷者行布施，则能福报相集，如小牛随母，福报自然常随此人。如果是希求果报的布施，恰如市场物物交换，如同买卖，当予排除。 　　
 
必须注意的是，从佛法僧三宝到畜生，对这些福田进行布施，功德自然相集。这种福田从施物的受者转移到了施物本身。这就是所谓施物福田。掘井架桥、筑路开道这种土木设施即被称为福田。 　
　
西晋译出的《佛说诸德福田经》中，对七福田作了如下叙述：“佛告天帝，复有七法，广施名曰福田。行者得福即生梵天。何谓为七？一者兴立佛图，僧房堂阁；二者园果浴池，树木清凉；三者常施医药，疗救众病；四者作牢坚船，济度人民；五者安设桥梁，过度羸弱；六者近道作井，渴乏得饮；七者造作圊厕，施便利处。”
 
这种建造佛塔、僧房、堂阁的布施，就是施物福田。造园果、浴池、树木的布施，施药治病，作舟造桥渡人，掘井供旅人解渴，设立公共便所等都是施物福田，这是中国社会福利事业中最常见的。
 
《梵网经》中有“八福田中看病福田为第一福田”的说法。这里的看病福田是施物福田的一种，不是物质上的布施，而是就其行为本身而取名的。所谓看病不是一种“东西”，而是一种行为。以此为例，即可有各种各样的福田。教化即可称为教他福田，舍身即可称为舍身福田，医治病人可称为治疗福田，不胜枚举。 　　
 
《梵网经》中又有八福田的说法。开创天台宗的天台智顗大师列为佛、圣人、和尚、阇梨、僧、父、母、病人。华严宗的创立者贤首法藏大师在《梵网戒本疏》卷五中则列为：“一造旷路美井，二水路桥梁，三平治崄路，四孝事父母，五供养沙门，六供养病人，七救济危厄，八设无遮大会。”此外还有二种异说，但皆不离供养病人为看病福田。
 
因此，七福田也好，八福田也好，名称虽异，各有各说，但从施物福田到看病福田，从物质方面的布施到精神方面的布施，都叫做福田。这就是中国佛教中社会福利事业的指导思想。
 
4．报恩思想
 
中国和日本的佛教都强调四恩。所谓四恩有各种说法，一般依《心地观经》说，即佛法僧三宝之恩、父母之恩、国家之恩、众生之恩。这里的众生恩，是指一切众生之恩、社会之恩。报众生恩之意志和行动也应该说是一种社会福利。 　
　
众生恩应为佛教独有的，有社会共同体的含义，源于万物一如的思想，一切平等的观念。从对自己的生活而感激佛恩，于是就有了众生恩。佛恩即众生恩，亦即父母恩、师长恩，以及一切众生恩，进而包括一切恩。不仅报有生命之物的恩，而且也报无生命之物、无情之物的恩。 　　
 
对无情之物也当有生命来看，如日本在年末的针供养对针表示感谢那样，手边桌子的恩，衣服、鞋子、拖鞋的恩，一切都有恩。带着这种报恩之心，对其尊重。认识其价值，对其爱惜。这也就是社会福利的一种。 　　
 
《法苑珠林》卷五十中引《智度论》：“知恩者生大悲之根本，开善业之初门，人所爱敬，名誉远闻。死得生天，终成佛道。不知恩者甚于畜生也”。可见中国佛教何等注重于恩。 　
　
必须注意的是，恩在中国社会里原是种封建伦理，上下伦理，奴隶道德。而佛教中恩的思想，全无上下关系的伦理，而是立于横的关系的平等伦理之恩的思想。 　　
 
佛教进入强调上下伦理的儒教思想的社会，站在平等的立场，宣扬报恩思想，由这种报恩思想指导而进行的社会福利事业，却是绝无差错的事实。 　
　
佛教中的佛恩思想，以及众生恩思想，成为社会救济的指导原理，社会福利的观念，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。
　　
5、不杀生戒 　　
 
在戒律中有对有生命之物的匆杀生戒，即对其应持怜悯的慈悲之心。印度原始佛教教团中，各部派都定有戒律，传至中国后，其戒律第一条即是不杀生。不仅佛教如此，一切宗教、一切道德都是如此。
　　
所谓不杀生，当然指不杀人，也指不杀鸟兽虫蚁，指对一切生命的尊重。不单是禽兽，草木也是如此。“山川草木，悉皆成佛”的思想，就是佛教的慈悲精神。不乱拆草木，也是佛教的不杀生戒。
 
对中国佛教以很大影响的大乘戒《梵网经》里有“佛子若自杀，教人杀，方便赞叹杀，见作随喜，乃至咒杀，杀因、杀缘、杀法、杀业，乃至一切有命者，不得故杀。是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、孝顺心，方便救护一切众生”。
 
所谓杀，不光是指自己下手，叫人杀，谋杀，咒杀，对杀而赞叹高兴，都同杀是一回事，应受到开除出教团的最高处罚。这里对一切有生命者不得故杀，是指没有应杀理由的故杀。不乱折草木，因为草木皆同自己一样有生命。佛教的这种不杀生思想出于万物一如的思想，才有不杀生、故杀、勿杀等戒律。
　　
为什么佛教有万物一如、勿杀的思想呢？这可从万物各各一如，从如而来，叫做如来的观点来加以解释。我同佛皆为平等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将来都能成佛，《涅槃经》的这种说法，正是说明人间平等的思想。杀生如同杀佛，是大逆罪。 　
　
捕杀鸟兽鱼贝，也是一层罪恶。因此佛教禁止肉食。肉食同犯杀生罪一样，是最重的罪，受罚也最大。因为佛教宣说六道轮回转生，因此不仅杀生断佛种，从一如思想来看杀生如杀同胞，杀生而食如同杀自己的父母兄弟而食，罪业莫大。这是佛教不杀生的特点。 　
　
《梵网经》：“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。而杀而食者。即杀我父母，亦杀我故身。”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修罗、人、天界，在六道中生死流转，鸟兽鱼虫皆为从前父母兄弟。杀了它们等于杀了父母，肉食等于杀父母而食，这是人世中极其可怕的事。 　　
 
菩提流支译《入楞伽经》卷八：“我观众生轮回六道，同在生死，共相生育，迭为父母兄弟姊妹，若男若女，中表内外，六亲眷属。”一切众生互为父母兄弟姐妹，皆是六亲眷属。这种思想就是同朋思想、平等思想、和平思想。 　　
 
不杀生戒，不仅单指杀这一行为，也指戒持杀生器具。《梵网经》：“不得蓄一切刀杖弓箭鉾斧斗战之具，及恶网罗杀生之器，一切不得蓄。而菩萨乃至杀父母尚不加报，况馀一切众生。”杀生所用器具不能藏有。刀杖、弓箭、鉾斧等都是古代战争武器。
 
同时也不能为战争制造武器、储藏武器。战争是大批杀人，禁止使用杀人武器，是出于佛教的慈悲心、不杀生戒。网罗为捕获禽兽鱼类之用，亦当禁止。因此反对战争的和平运动，对佛教徒来说是理所当然的。 　　
 
6．放生思想 　　
 
放生思想是由不杀生戒而来。从不杀生戒而产生救生，尊重生命，保护生命，解说生命的苦恼这种带有劝说的戒律。放生有解放生命的意思。《梵网经》中有同不杀生戒一起劝说放生的戒：“故常行放生，生生受生常住之法，教人放生。若见世人杀畜生时，应方便救护，解其苦难。常教化讲说菩萨戒，救度众生。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，应请法师讲菩萨戒经，福资亡者，得见诸佛，生人天上。若不尔者，犯轻垢罪。”
 
慈悲心一为不杀生，一为放生。因为六道轮回转生，畜生从前皆为父母兄弟。对于那些欲杀畜生的人，尽力劝其止杀，或者讲述菩萨戒予以教化，使其从精神苦恼中得以解放。这也是一种放生行。
 　　
应该注意的是，不仅救护禽兽鱼虫的生命使其得以解放，如放生会那样的行为叫做放生行，从精神上除其苦恼，使其得以安乐的教化事业也叫做放生行。父母的忌日请法师诵经说法，由此功德使父母再生人间或天上。这种做法，是放生思想的一大发展。 　　
 
《法苑珠林》卷六十五有《放生篇》、《救厄篇》，引用不少经律论，敷演放生思想。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佛教独自的产物。中国佛教中从事爱护动物的运动，或推动免囚保护的运动，其指导原理即是源于慈悲而来的放生思想。 　　
 
7．大乘经典中的福利观念
 
中国的大乘佛教思想，渐次渗透于民间。宣说大乘佛教菩萨精神的大乘菩萨经典是如何普及，经典中所说社会福利观念又是什么呢？不用说，佛教经典的根本精神是人间救济、佛陀的慈悲心。因此所有经典的目的都离不开社会福利的观念。
 
中国和日本净土教的根本圣典《无量寿经》卷上：“如来以无尽大悲，矜哀三界，所以出兴于世，光阐道教，欲拯济群萌惠以真实之利。”佛出世目的即在拯救一切众生，如来的大悲，被于一切有情，惠于他们真正的幸福。
 
在中国最普及的宣说观音信仰的《法华经·譬喻品》说：“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常有生老病死忧患。如是等火，炽然不息……今此三界，皆是我有。其中众生，悉是吾子。而今此处，多诸患难。唯我一人，能为救护。”
 
如火宅般的人生苦恼，生老病死四苦的世界，在此苦恼之中呻吟的一切众生，皆是我子，唯我一人能以大悲之心而救护之。发此大誓愿的就是佛。佛的这种慈母般的慈悲心，为众生解除苦恼的大悲心，正是佛教社会福利的根本理念。
　　
六朝时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、《维摩经》中的维摩居士，对前来探病的人诉说病因时说：“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”，很能体现佛教的社会福利思想。
 
《胜鬘经》是释尊对胜鬘夫人的说法，其中有夫人的十大誓愿，其第六誓愿：“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不自为己受畜财物。凡有所受，悉为成熟贫苦众生”；第八誓愿“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若见孤独、幽系、疾病、种种厄难、困苦众生，终不暂舍，必欲安稳，以义饶益，令脱众苦，然后乃舍”。可以说是社会福利的具体表现。
 
《金光明经》是一部护国经典，其中《除病品》、《流水长者子品》、《舍身品》完全说的是社会福利事业。《除病品》说的是佛教医学，叙述持水长者对其子流水传达行医奥秘，自此流水遍至国内城邑聚落，救济患病者。《流水品》的叙述流水长者子对濒于涸死的数万鱼类用各种方法进行救济，这不仅体现了佛的慈悲在于人，而且广及鸟兽鱼贝。
 
《舍身品》描写有名的投身饿虎的故事，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感动。可见这种舍身行在中国佛教中曾盛行过。关于这种菩萨的舍身，释尊的《本生谭》中有不少经典加以叙述。这对中国文学也有很大影响，也表现于雕刻绘画，给人以强烈的佛教慈悲感。
 
说空的《般若经》，不仅说空，也说人间社会：“一切有情欲食与食，求饮与饮，乃至乘物、花香、璎珞、房舍、床榻、卧具、伎乐、侍卫，随某求而喜施，无使贫乏”，这是大乘菩萨修行的一面。
 
《华严经》说事事无碍，其中有著名的善财童子遍参五十三位善知识的故事。善财童子的誓愿，也是社会福利的原理：“若有众生贫穷困乏，来至我所，而有求索。我开库藏，恣其所取，而语之言，莫造诸恶，莫害众生，莫起诸见，莫生执著，汝等贫乏，若有所需，当来我所，及四衢道一切诸物，种种具足，随意而取，勿生疑难。”
 
这完全是理想，但也是佛的慈悲，菩萨的修行。这不仅是对贫困者的物质上的布施，也是端正其精神生活方式的布施。社会福利不单单是“物质上的东西”，也在于造就完善的人格，这就是佛教的社会福利理念。
 
奈良法隆寺，玉虫厨子中描绘的雪山童子施身闻偈图的原本《涅槃经》，说法身常住，说“一切众生，悉有佛性”，一切人类，皆为平等，持有佛性，将来必能成佛。这种尊重人权，主张人间平等的说法，是佛教社会福利的根本指导思想之一。这种悉有佛性的思想，从一切有情而到“山川草木，悉皆成佛”，佛的慈悲及于一切有生之物乃至山川非情
 
二、悲田养病坊的福利设施
 
悲田养病坊是唐代寺院设置的半官半民的疗养所。所谓悲田，即以救济贫穷者和贫病者为目的的佛教社会福利事业的一种。悲田养病坊虽然是半官半民，但以后完全成了寺院的事业、民间经营的佛教社会福利事业。
 
圣德太子创立的大阪四天王专设有敬田院、悲田院、疗病院、施药院四院。悲田养病坊即包括悲田院、疗病院、施药院三院，相当于今日免费住宿诊疗所、养老院、孤儿院，是一种对贫困者、孤独者、疾病者免费诊视、收容助救的设施。 　
　
这种设施不仅收容疗养病人，也以救济贫困、慰托孤独为第一目的。贫困的病者、孤独的老人、穷苦的流浪者，失去亲人的孤儿，都是佛教中悲田思想的救济对象。悲田养病坊就是收容这些人的场所。它虽然由国家设立，但大多依靠寺院经营。这是佛教社会福利事业的一种。
 
这种设施最初起于南北朝时代。齐文惠太子和其弟竟陵王子良共同设立六疾馆，收容病人。梁武帝普通二年（公元521年）设孤独园，收容老人、孤儿。后魏宣武帝设馆收容近县内外的疾病者，都可以说是与悲田养病坊大体类似的设施。
 
此外各种相似设施的建立可从齐文帝《给孤独园记》、竟陵文宣王《福德舍记》、《施药记》等文中看出。唐代设立这种设施是在则天武后长安年间（公元701—704年）。最初设于帝都长安及东都洛阳，以后开设于各道诸州，但设置的具体专名，今尚不明。
 
这种作为国家事业的一种社会政策的设施，而由佛教寺院协力管理经营，无疑是半官半民的事业。当然在地方上大多为寺院经营，由僧尼直接管理。这种半官半民事业的性质无论何时、无论什么国家都是大体相同的。 　　
 
唐武宗废佛事件之后，全国寺院几乎全废，僧尼被迫还俗。这一对佛教教团的大事件，对福利设施又是什么影响呢？《全唐文》卷七O四李德裕《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》载：“诸道僧尼尽已还俗，悲田坊无人主管，必恐病贫无告……缘悲田出于释教，并望更为养病坊。其两京及诸州……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，专令勾当。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，大州镇望给田七顷，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、三二顷，以充粥饭。如州镇有羡馀官钱，量与置本收利最为稳便。”　　
 
李德裕的奏状获准后，养病坊的经营由僧尼转移到地方上的德高望重者手里，仍照原样继续存在，而费用由国家支付。以前的费用恐怕是由寺院经济支出，或由僧尼设法筹措，佛教废止之后，寺院不能支付，寺田由十顷减少到二三顷。 　　
 
李德裕这一关于给田的论状中，无意中出现了寺田这一用语。可见寺院废弃之后，其堂舍多被官署或军队占领，给予的田地成了寺田，寺田只在设有养病坊的寺院内没有被废弃而被留用。武宗的废佛，具体来说，佛教并非全废，两京及诸州，各别为三类，尚存有寺和僧尼。附设悲田坊的寺院也许并未被废弃，尚有寺田给与。
 
此外可见，根据各州的大小，僧尼的去留有二十人、十人、五人，而这些留僧因是高僧，其中当有经营养病坊的僧尼。或者也可以说养病坊的经营，在地方上仍同废佛前一样，佛教的这一本来事业仍由寺院僧尼从事。
　　
武宗之后，宣宗、懿宗为天子。《全唐文》卷八十四载有关于养病坊的敕文。据敕文来看，全国收容贫儿多的养病坊由政府给米十石，少者按比例给七石、五石、三石。管理仍照原样，管理僧在有道行的僧人中挑选，每三年轮换一次。如遇风雪日，病人不能出外行乞求食，则取养病坊基金的利息买米煮粥，以供饥饿病人。对患疾病者，买药治疗，其费用从官署户部省领取。 　
　
从敕文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是，全国州县内大多数的养病坊都由僧尼经营，作为一种佛教社会福利事业，有半官半民的性质，费用虽有国家负担，但国家的负担费用只是养病坊经营的部分补助，实际经营仍由养病坊自己筹措。如无风雪之日，收容者自己出外求食，或由僧尼出外行乞，以供食需。
 
四川省成都的收容者每日持具在街头巷尾捡拾废铁，维持生计。龙光寺洪眆禅师，自己行乞以养龙光寺附设养病坊的收容者。依此看来，政府对养病坊的补助只是一部分，养病坊大都由寺院本身独自经营。
 
三、土木救济事业
　　
1．植树 据记述北朝帝都洛阳寺院的《洛阳伽蓝记》载，在景乐寺附近植有桑树，树下掘井置以石槽，供赶路人自由饮水，在桑树荫下休息。这是植树和掘井的由来。 　　
 
并州（山西省）武德寺慧觉，听说往生净土。园果布施为最大功德，千里迢迢由晋州（山东）赶来，植枣树于并州城内开义寺，果树园里，枣树千株，人皆欢喜。 　　
 
苏州通玄寺慧旻，曾植梓树数十万株，积三宝功德。 　
　
泗州（江苏省）开元寺临坛大德，徐州、泗州、濠州三州僧正明还，因淮水、泗水泛滥，水害极大，与郡主苏遇相商，植松、杉、楠、桧一万株，以防水害，俾后人无有水害之扰。 　　
 
2．义井。 掘井为社会服务的意思。为行路病者死后而设的义冢、义园、义葬的墓，以及义坛，即免费戒坛，都与社会福利有关。
　　
唐初京师弘福寺慧斌，在汶水旁掘井，为报父母之恩。华严宗的澄观，在江宁普惠寺掘井，又另掘普惠义井于北门。
　　
3．筑路开道 。唐武宗时代，有一位叫道遇的悲智僧，当时东都洛阳附近龙门潭的黄河险道，有八节滩、九峭石等险处，船筏通过时，船损失事，船民叫苦不迭，尤其是严冬大寒，赤身裸体没于水中，其饥寒惨叫、终夜彻闻，不堪入耳。道遇和白居易等，发愿开此水路，贫者出力，富者出钱，终于把这古来险道夷平。 　
　
隋法纯是隋文帝戒师，为僧服苦役，割薪运水，或见民苦多者，脱去法衣，微行市里，为人劳动，所得赁钱，迳交贫者；或见道俗衣服破烂，便偷偷缝洗；或至厕所打扫，清除粪便，然后悄悄归回本寺。他见路坏险阻，常自励众修路，于人方便。施物皆与大众。后被文帝招入禁中，贫穷者云集街道，待其而归。 　　
 
在河北省大行县结草庵往生净土的义晟，见大行县道路险难，行人苦恼，遂发悲心，自持铁锤，修打石路，苦行多年，终使道路平坦，解人之难。 　　
 
4．架桥造船 东魏武定七年（公元549年），以洛阳杨膺寺为首的金城寺、雍城寺、恒安寺等七寺诸师发起，布施材木而作义桥。
　　
蜀（四川省）福缘道场僧渊，常尽力福业，布施孤独。时渡锦江多有溺水者，发愿作桥，由众力而成。 　
　
唐蒲州（山西省）明度，求往生净土。因《大无量寿经》弥陀四十八愿有渡生死之海的愿船，遂卖却衣钵购船，自己在船头，作渡人之业。自己念佛，也劝说众人念佛，以期共往西方。由此功德，圣众来迎，而得往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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